由于当年在志愿军六十七军服役，曹家麟对六十七军的志愿军烈士情况更为熟悉。他对笔者说：据我所知，抗美援朝战争期间，烈士遗体基本上是在作战地区附近安葬的。我所在的六十七军主要是在金城地区。朝鲜停战后的年奉命回国，一直负责烈士的安葬工作。根据志愿军政治部的要求，所属部队均建立了完整的烈士陵园墓地档案：一、每个陵园墓地均印制了《陵园墓地埋葬情况登记表》，内容包括陵园位置图、烈士墓地安葬分布图、安葬顺序、编号和烈士名册，包括姓名、功模、部别、职务和原安葬地；二、以师为单位绘制了烈士陵园墓地位置分布图，每座陵园墓地位置、编号、烈士数和无名烈士数均标在图上。当时还请朝鲜同志帮助拍摄了一部纪录片。目前，这些志愿军烈士陵园的档案资料很可能存放在解放军档案馆。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中央军委前方分会（1941年改称华北军委分会）副书记、国民革命军第8路军副总指挥（9月11日改称第18集团军副总司令），协助朱德指挥八路军开赴华北抗日前线，取得平型关等战役战斗的胜利。1937年10月与朱德、任弼时向中共中央建议，恢复在改编为八路军时取消的政治委员制度，加强部队的政治工作。11月，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发表《争取持久抗战胜利的几个先决问题》的演说，阐述中日双方敌强我弱必然转化的依据，提出整个抗日战场应当采取的作战方针，详细论述了发动游击战争与全民动员的意义和方法。1938年起在华北敌后参与领导发动群众，创建抗日根据地，扩大抗日武装；指挥部队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和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挫败日军多次“围攻”和“扫荡”，同时与制造磨擦的国民党顽固派进行坚决斗争。1940年3月组织发起卫（河）东和磁武涉林战役，重创国民党顽固派军队，维护了国共合作抗日的大局。8月，为粉碎日军的进攻和防止国民党投降的危险，在华北指挥实施百团大战，对正太、同蒲、平汉铁路等重要交通线进行大规模破袭战，前后历时3个多月，进行大小战斗1800余次，毙伤俘日伪军4万余人，增强了全国人民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1942年8月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代理书记，统一领导华北敌后的对敌斗争、整风学习、大生产和减租减息运动，巩固敌后抗日政权，实行精兵简政，领导军民渡过抗日战争最困难的阶段。1943年9月到延安参加整风运动。1945年6月当选为中共第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8月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协助毛泽东、朱德指挥大反攻作战。       "文化大革命"中，他与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结成反革命集团，同江青反革命集团互相勾结，有预谋地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阴谋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1971年9月8日，他下达反革命武装政变手令，企图谋害毛泽东，另立中央。阴谋败露后，于9月13日乘飞机外逃，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温都尔汗地区机毁身亡。   1973年8月20日，中共中央决定开除其党籍。1981年1月25日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为反革命集团案主犯。 人，广场上有熊知行、毕深忠、红枫、张力和林杨等人。此外，还有铁道兵团政治部的一名宣传干事吴大中。张照片。阅兵开始后，每个方队通过天安门时，吴大中都会拍一张。他当时印象最深的是骑兵师通过时的场景。庆典结束，吴大中赶紧回到单位，冲洗胶卷。他选了岁的李振羽协助苏联摄影师在天安门城楼上拍摄一部纪录片。当时在天安门城楼上摄影的还有徐肖冰、关明国、程默和机械员冯喜璋，录音师是唐晋、陈燕嬉、张世明、杨志远。程默站在天安门城楼上，通过大型牛耳摄影机记录下了开国大典那激动人心的场面。“我的心情既紧张又安定，不要遗漏任何一个镜头。那一天，我拍的片子最多。我一个人拍了一大卷，大概一千多尺。”“一方面，我要拿大机器拍主席，同时录音。另一方面，我也灵活地拿着小机器拍摄主席和民主人士的一些活动。这个历史时刻，伟大而洪亮的声音响彻云霄，震撼世界。这一刻我永生难忘。”摄影用的设备是一台轻便的“埃姆”摄影机，另一台是拍摄故事片同时录音的大机器。 为了完成开国大典的摄影任务，摄影科作了很周密的计划，以确保开国大典的摄影报道万无一失，尤其是毛泽东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的场景，还有朱德宣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的场景。如何能拍到最佳的照片，吴群思前想后，最后决定由陈正青完成这一关键的拍摄任务。岁，但在新闻摄影科数他的年龄最大、摄影水平最高、身体素质最好，他被同事们公认为“摄影干将”。他摄影经验丰富，还有精良的摄影设备——一架美国产的照相机。这是从东北战场上缴获的战利品，不仅配有闪光灯，而且胶片是一张一张的页片，一拍出来直接就是标准的新闻照片尺寸，无需放大，便于及时发稿。因此，几个人同拍一个场面时，他一直独占鳌头。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第115师师长和该师军政委员会书记，并任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和军委前方分会委员，率部挺进华北前线，首战平型关，重创日军华北方面军第5师，取得全国抗战开始后第一个大胜利。1938年3月在山西行军途中被晋绥军哨兵开枪误伤，返回延安治疗。同年冬，赴苏联就医。1942年2月回国抵达延安，参加整风运动，任中共中央党校管理委员会成员。同年10月～1943年7月曾赴重庆，与周恩来一起就克服内战危机，继续合作抗日问题同蒋介石谈判。1945年4月，参加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委员。8月，当选为中共中央军委委员。 周其林回忆说，皮旅除了开仓，还做了三件大事：一是给每个官兵准备了五天的干粮；二是把空粮袋拿来给每人制作了一双布鞋，两双草鞋，还有衣物；三是部分伤员和不能行军的同志安置在老乡家里隐蔽起来，休养身体。在当地群众的帮助下，他们找到了一个国民党军的粮食仓库。当即开仓放粮，把一部分粮食分给了贫苦的老百姓，一部分作为部队的给养，解了燃眉之急。这个粮食仓库，如今仍在吴家店附近的果子园徐氏祠堂里。一个旅三个团的队伍，在深山老岭活动，这需要多少粮食啊！吴家店休整，幸亏部队发现了一个国民党军的大粮库，才解决了皮旅的粮食问题。可是当部队出发时，供给部部长范惠却与皮定均发生了一场要不要烧“粮库”的激烈争吵。 人参加红军的成绩，再次夺得全省第一名。更为可贵的是，以钟循仁为首的县领导一班人，处处模范带头，言传身教，逐渐在全县干部中培养起至今仍为人传颂的“苏区干部好作风”。县参观团赴兴国参观时，特别强调要求“各县代表从实际参观中学习兴国这一革命战争动员的模范县的一切工作作风和他们的艰苦奋斗的精神”。当年兴国县被誉为中央苏区模范县，曾多次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的高度称赞。毛泽东说：“兴国模范县，事实上是在钟循仁手上创造出来的。” 论述学习文化的重要性：我打个比喻，经验好比铜钱，我们的一双手最多只能拿上三几十枚，假若我们有了足够的文化知识，就好比有了钱串子，一下子就可成百成千地把铜钱串起来，这就是把经验系统化，我们才能富有起来，这样才能使我们的战术素养提高起来。批评含糊不清、模棱两可的报告：你们看山西毡帽，怎么戴都可以。有的报告跟它差不多，说“激战一昼夜，双方无伤亡”，这等于什么也没说。“激战”而又“无伤亡”，叫人无法琢磨。论述敌人对交通线的依赖：平汉战役是抓住了“吃屎的狗离不开厕所”，敌人的企图是打通平汉线，走西边是山地，不便走，走东边是沙漠，困难，非沿铁路北进不可。■ 周年时，周恩来指出：“对人民，我们要如对孺子一样地为他们做牛的。要诚诚恳恳、老老实实为人民服务。”“人民的世纪到了，所以应该像条牛一样，努力奋斗，团结一致，为人民服务而死。”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担任政府总理      “小”是“大”的基础，没有小就没有大。江海之所以成为一切小河流的领袖，是因为它善居其下，有容乃大。周恩来的“以大事小”的思想方法，反映了大国对小国善居其下的智慧，反映了政府管理者“人民至上”的理念。

      一次几千人的突围作战，为什么会产生那么大的影响？为什么会赢得解放区军民一致的由衷敬意？为什么会被称为“战争史上的奇迹”？月，受安徽电视台之邀，笔者有幸随《八月桂花遍地开》摄制组驱车进入大别山采访。沿着当年皮旅突围的线路，从白雀园出发，途经刘家岭、松子关、吴家店、磨子潭、青风岭，一直到皖北平原的津浦路，我们寻访着、考察着、追忆着、探讨着、思考着……位于大别山西南的白雀园，境内山岭重叠，大都呈东西走向。一条宽阔的白河缓缓流淌，由南向北穿过。走进白雀园的明清古街，使人感到这里的时间仿佛停止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这里曾经是鄂东北、豫东南、皖西北三块红色区域的交通要衢。 毛泽东多次受到不公正待遇，主要是在错误路线统治时期。他在中共八大上提到的那些因为思想认识不一致而整人的人，也主要是那些执行错误路线的人，如王明、博古等。由于思想上的主观主义、工作作风上的宗派主义，因而在他们统治中央时期，不少同志受到了不公正的处分和待遇。那么，到了正确路线在中央占据了领导地位的时期，各种不公正待遇是不是就可以避免了呢？毛泽东认为，这同样不可避免。月，他在七千人大会上发表讲话，提出在错误路线被纠正以后，我们也错误地处理过一些干部。对这些干部，不论是全部处理错了的，还是部分处理错了的，都应当按照具体情况，加以甄别和平反，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人类社会的各个历史阶段，总是有这样处理错误的事实。在阶级社会，这样的事实多得很。在社会主义社会，也在所难免。不论在正确路线领导的时期，还是在错误路线领导的时期，都在所难免”。区别只是在于，在正确路线领导的时期，一经发现有错误处理的，就能甄别、平反。而在错误路线领导时期，则不可能这样做，而只能由代表正确路线的人们，在适当的时机，通过民主集中制的方法，起来纠正错误。 月，西哈努克亲王在《怀念中国》的诗中写道：“你是一个大国，毫不自私傲慢，待人谦虚有礼，无论大小，平等相待。”周恩来逝世后，日，吴奈温总统写道：“虽然周恩来总理是一个大国领导人，但是，他同较小国家的领导人交往时，总是平等待人；他处理同较小国家的关系时，在包括复杂问题在内的各种问题上都表现出了极大的同情与和解精神。”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当官的被称为“大人”，如“知县大人”、“知府大人”，属下百姓则被称为“小民”。尽管贤明的思想家和官员们深知得民心者得天下的道理，但“小民”从未被放在主人的位置上。与以往的统治者不同，中国共产党是依靠人民，为人民谋幸福的党，政府工作人员是人民的公仆，都要“以大事小”，服务好老百姓。周恩来认为政府总理这样的“大官”也就是人民的“总服务员”。他经常说：“我是总服务员。”他要求各级政府管理者，都要服务好老百姓，当好人民的服务员。他从昆曲《十五贯》的内容联想到政府管理，提出要处理好“官”与民的关系。“我们国务院，人民群众要见我们，有的也难见。”“《十五贯》教育我们做‘官’的人，让我们想一想，是不是真正在为人民服务。” 1933年夏，由于叛徒出卖，李子纯身份暴露，不幸被捕。国民党特务以高官厚禄诱降，用严刑拷打逼问，李子纯均视死如归，表现出崇高的革命气节：“我是为大多数人谋幸福的，为全人类谋生存的。要口供没有，要命有一条！”被捕岁的李九星轻拂照片：“爷爷干革命回到村里，村里人都说这是掉脑袋的事。爷爷说既然干革命，躺在柏木棺和躺在荒山沟一样。”个自然村合并为岳庄村，多数村民已搬入新建的岳庄社区，新居小楼林立，绿树成荫，村里的老人袁改正说：“日子美得很！” 晋冀鲁豫军区部队首先逐个夺取长治外围的襄垣、长子、屯留、潞城、壶关，再用“围三阙一”的战法攻长治城。阎锡山派援军增援长治，刘伯承命令只留下地方部队继续围困长治城，主力部队北上歼灭了敌援军。长治守军见援兵无望向西突围，最终被全歼。刘伯承将“釜底抽薪”的兵法通俗地称为“锅中点水，不如炉内抽薪”，比喻战胜敌人必断其给养，从根源上解决问题。日，刘伯承在《反对敌人“扫荡”的战术指示》一文中写道：“扼住敌人背后补给线活动，破毁其辎重与交通，使敌人大军粮秣弹油无法补给，也无法持续‘扫荡’，是具有战役意义的……‘锅中点水，不如炉内抽薪’。这要每个抗战军人深刻了解，坚决到敌人背后交通要线上去破击，必须反对正面挡敌等待囚笼加身的现象。”

      “胥光义同志过去负责过进藏支前工作，现在在地质部工作，可能了解这个问题，我回去后立即向他转达。”刘伯承满意地点了点头。从此，刘伯承不再有实质性的工作可做，完全处于赋闲状态。但是，他依然把国防建设，部队的战备训练，把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挂在心上。他以残弱多病的身体，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协助和支持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元帅的工作，忠心耿耿，一如既往。  1966年秋，刘伯承不堪忍受城里住所周围造反声浪的干扰，搬到京郊西山住下。不久，叶剑英和聂荣臻也搬到这里。陈毅、徐向前经常来看他们。于是，5位元帅在西山时有会晤，一起谈论“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商讨保持军队稳定的办法。 就这样，焦守凤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下，慢慢地就接受了这份工作，而且一干就是十几年。后来，无论干什么工作，她都是勤勤恳恳，最后辛苦劳动了一辈子。艰苦朴素是焦家最鲜明的家风。焦裕禄早年家境虽然不好，但穿衣打扮却没有一点落魄相。无论他何时从外面回来，母亲都会用一把准备好的小笤帚在门外把他身上从上到下扫一遍，出门前也要全身上下再扫一遍。衣服虽然补丁摞补丁，但都洗得干干净净。后来，他当了县委书记后，这种艰苦朴素的作风一直保持着。        1946年底，为了抗议北平发生的美军强奸北京大学女生事件，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高等学校的学生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蒋反美的群众运动。国统区几十个大中城市的学生起而响应，举行罢课和示威游行，参加人数达50万。       1947年5月，国统区的爱国学生又掀起了一场声势更加浩大的“反饥饿、反内战”运动。这场运动由南京、上海等地高等学校的学生发起，迅速扩大到北平、天津、杭州、重庆、福州、桂林、济南、长沙、昆明等许多城市。5月20日，当京、沪、苏、杭等地大学生代表聚集南京同南京大学生一起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时，国民党当局出动军警镇压，逮捕打伤学生150余名，造成“五二〇”血案。       1947年4月10日，毛泽东在修改新华社社论稿《中国人民伟大斗争的二十年（为四一二惨案二十周年纪念作）》时，加写了一段话：“过去的二十年是中国人民伟大斗争的二十年。这个斗争快要结束了，这就是蒋介石反动统治的灭亡。因为蒋介石要灭亡中国人民，因此中国人民必然团结起来灭亡蒋介石。”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战结束后，第一次公开提出灭亡蒋介石反动统治。在国民党军队占领延安后，中国共产党提出这样的目标，不仅能够鼓舞解放区军民战胜蒋介石的信心，而且在政治上顺理成章，师出有名，能得到全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的理解、认同和支持。 “红”“喜”“天”。“红”就是北京城到处都是大红灯笼、红旗、红丝纱和红五星，特别是天安门广场成为红色的海洋。“喜”在米科沙的镜头里表现得淋漓尽致，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喜笑颜开，初到北京的少数民族少女喜上眉梢，有幸参加开国庆典的青年们喜不胜收，特别是天安门城楼上的女性绽放着青春的靓丽。“天”则是米科沙拍摄照片的表现手法。“中国”在俄语里被称作“天朝、普天下之国”，强调国家伟大、地域广大。米科沙为了让苏联人民了解“普天之下，换了人间”的中国，便在照片的取景上，把大幅画面留给天空，有时候天空甚至占到一半以上的画面，而且照片中的人物完全以天空为背景。从照片看，米科沙肯定是蹲下来仰拍的。